原则上，在中华文化中文与武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。“文”与“化”最早结合在一起使用是在西汉时期刘向的《说苑·指武》中“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先文德而后武力。凡武之兴，为不服也。文化不改，然后加诛”。也就是说，“文化”常常是与“武化”在一起使用的。如果“文”与“武”共同使用时，“文”本身则有了“文化”的概念，即通过文的方式用以改变的含义，这时“文化”与“武化”一样实际上都是动词。
最早将“文”与“武”结合起来使用算是“揆文奋武”了， 语出《尚书·禹贡》:“五百里绥服；三百里揆文教；二百里奋武卫。这是一个中华文明对非核心区域的治理模型，靠近核心区域的地区施行文教礼法巩固统治，更外围区域则振兴武备以震慑宵小。
与西方的的胡萝卜加大棒不同，中国的文化是以礼仪为引导，通过文的教化，使对方自觉地理解、认同、接受并归化。而武化并不是一定带有侵略性的强占，武化更多是用武化保卫自己固有的，而非侵占他人的。或者说，用文来归化，用武来保卫。先礼后兵、先文后武、文攻武卫。所以我们才会说中国不向别的国家输出文化、不向别国输出武力。
而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、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；攻心为上”等。这都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内容，兵法本身就是“文化”的体现，它并不是“武化”，武化对于中国而言，是万不得已的，也是被认为是无奈之举，或是低级的“文化”。只有“文武吉，万邦为宪”、“非文无以附众，非武无以威敌，能文能武，则万邦以之为法矣”、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”才是中华文化的正道。
而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兵法又是全世界最早的，中国产生兵法时，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、戚继光的《纪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纪》等。而当时其他几个文明体基本只会用蛮力打混战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章法可言。
中国的“武”讲究“义”，正义则可武，非义则不武。中华文化中“文”、“武”的辩证关系，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。以文驱武，则文武皆存，以武迫文，则文武皆失，“文”是操控方向的骑士，而“武”则是驱跃奔驰的马匹，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，“武”是政治治理和文化传播的前提和保障，但绝不是目的。“文”是中华文明治世的最高形式，思想、礼教、文化的大一统是“文”最终目标。
《孟子·尽心下》所言的“春秋无义战”，突显了“文”还是衡量“武”正义性的标尺，也只有在中华文化的范畴里，才会有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之分，战争才有了正义和非正义之别。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和“党指挥枪”的理论就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“文”、“武”之道。
也正因为有了“文”与“武”的治世法则，所以才会产生“非文无以附众，非武无以威敌，能文能武，则万邦以之为法矣”的中华文化智慧。
归纳起来中华文化集中地反映到这四句话中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“为天地立心”反映出中华文化为社会建立一整套伦理体系的决心，“为生民立命”反映出为苍生确定正确安生立命的方向，“为往圣继绝学”反映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国人文秩序的秉持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反映出的大一统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。这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人文信仰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